杨虎城提出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若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谁是主导者，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犯上作乱”的主要责任。然而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1935年，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热河战败后，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年10月初，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产党，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同年11月，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听后愕然，沉默未语。然而，后来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思路发动的。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这次“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安，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而提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