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要进入市场，得经过省市县三级认证，并为此支出高昂的成本，这已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江苏某上市公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主持人：何晏

　　随着简政放权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基层办事比以往顺畅许多，但依然存在一些死角和盲区。对此，群众呼声强烈。

　　主持人：现在基层办事难、办证难还有哪些表现和特征?

　　王开玉(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基层办事比以往顺畅多了，可对农村以及某些特定人群来说，“办证多，办事难”的现象依旧存在，有些地方仍旧存在层层设卡的问题。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领域的创业机会和空间逐步增加，但融资渠道不畅、担保难是很多创业者面临的最大瓶颈。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创业青年在申请贷款时没有担保人，也没有什么抵押物。加上很多项目又倾向于那些形成规模、有人脉关系的企业，很多人因此而放弃创业。

　　孙宝强(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专家理事、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确有这种情况。简政放权带来的获得感在基层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比如，在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仍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的“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方面办起事来自然顺畅。而对于不在上述“优待”范围内的事务，有些工作人员就会“看人下菜碟”。

　　杨绍功(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说到办事难，应更多关注企业的办事难。现在老百姓跑个证、“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情况少了，而企业办事被卡的情况时有发生。

　　主持人：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实不到位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蓝绍敏(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泰州市委书记)：在我看来有这么三个原因。一是部门权力意识太重。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讲到优化发展环境、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大家都赞成，但到了具体清理审批项目的时候，一些部门却“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讨价还价，软磨硬拖，找各种理由顶着不办，想方设法保留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深究起来，是有些同志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

　　二是“中梗阻”现象严重。我们讲到优化商务环境，大家都赞成，但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不是按国际惯例和公平公正原则提供优质服务，而是“乡下锣鼓乡下敲”，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当初的承诺不兑现，应有的服务跟不上。有的部门对特定的社会中介机构不善管理，甚至帮助一些机构搞“独家经营”，在缺乏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任由其侵蚀投资环境。

　　三是不作为心态作祟。有的基层部门和领导，抱着不干事也不能出事、不乱为也不作为的心态，搞被动服务、消极服务，最终影响外来要素的集聚，影响地方的长远发展。

　　王云飞(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基层办事难，其实无外乎两点。一是有利可图，易于权力寻租的领域难改革，这些领域很多与现实利益相关，少数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往往有种获得利益的思维。二是政策规定不明确的灰色地带，权力部门有规避风险的思维预设，怕担责任。

　　主持人：还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基层办事难?

　　黄霄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审批服务管理处处长)：办事难，难在政府部门不是一个窗口对外。老百姓经常说办一件事要盖无数个章，其实是政府部门多头管理、层层审批的结果。

　　孙宝强：基层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还在于政府部门没有持久、有效的外部压力。在一些地方，监督的制度规定都有，但往往执行不到位，或者根本就是摆设。如何让监督更加有效是关键。

　　基层公务人员素质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办事效率，导致现代化审批手段无法发挥足够作用。一些地方推行无纸化审批、网上审批，但一些公务人员不会使用，收到申请后先打印出来讨论、报批后再进行网上操作。

　　王云飞：是啊，从监督角度来看，基层政府工作如果没有透明化的流程，外人很难掌握一项审批事项进度如何，不透明必然使质询乏力。

　　主持人：切实解决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的问题，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平、及时的服务。

　　王开玉：我们还需要增加公务员的工作激励，可以探索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薪酬制度，形成公务员工资可升可降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审批标准和流程制定，运用好听证制度，对于审批标准和流程进行听证。

　　蓝绍敏：从泰州来说，我们放弃了拼资源、拼优惠、拼政策的“老三拼”套路，树立了比政府职能转换、比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活力、比符合国际惯例商务环境的“新三比”理念。从“老三拼”到“新三比”就是解决企业办事难的理念上的转变。

　　列出政府权力清单后，我们还将把清单协调整合，实现统一，避免各自为政，清除群众和企业办事的明沟暗坎。积极稳妥推进“六个一”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更大力度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为创新创业清障搭台。(整理：陈诺 杨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