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7年，17岁的我，参加了沂蒙山区一个最基层、只有6人的小小税务所，当了一名“税狗子”。

这里税源很丰富，几十个村子有数百家用麦草做烧纸的作坊——烧纸销往东海边的渔民，因其是迷信品，税率很高，上级指示，细查稳征，不得舍弃。另外也还有棉花、烟叶、干果、药材等土产品及牛、羊、驴、猪等屠宰和皮毛畜产品的税源。

这些产（商）品的交易，主要在乡村5日一循环的集市上进行，所以收税就要去“赶集”。按地域划分，我们6人5天需赶7个集，加上税款每10天左右就要上交支局一次，支局在70多里的沂南县，每次2人来回步行需两天。这样我们几乎天天都分成两组或三组，分别“赶集”收税和送交税款。因此每天早饭后，准备停当带好武器，上路前都要经历一次颇动心弦的“道别”，两组或三组人互相握着手，同时一起喊一声：“烈士碑上见面！”然后摆手，各自登程……

这句道别语，虽说天天喊，似是形式，其实不然，多数时候——尤其周围发生事件、空气紧张时，同志们的脸上，都那么庄重和严肃，甚至眼里噙着泪水，声音哽咽，就像真的方才还嬉笑相聚，转眼间就可能殉国他乡，只有名字同刻在一幢烈士碑上一样。因而道别后，往往好一会都默不作声……

我到所里去时，同志们已经这样做了。开始我感到新奇，继而震撼，但待我了解了原委后，不但自觉地跟着这样做，而且好像具有了这种“准备牺牲”的精神。

这句道别语，不是危言耸听，既是一种主动的思想准备，也是每个同志应具备的、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当时，解放战争正在全国进行，沂蒙各县城和重镇均被国民党及还乡团占据，我们就工作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也叫做“坚持敌后斗争”，有的集市距敌据点只几里路，有时与敌人的“便衣”碰来碰去；我们的住处，也神出鬼没地在各山村随时改换。送交税款，是将整好的钞票包在行李内，打成新四军6个十字花样式的背包，予以伪装。近在咫尺的敌人，早已垂涎欲滴地瞅着我们所收的大量税款了，我们只能与其巧妙周旋，以确保税款的安全。这也是当时在周边发生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警惕的依据，也才有了这句壮烈的“道别语”。具体是从哪里学来的，还是自己编造的，从没人说过。

例如，在沂水县城东南的斜屋集市上，某兄弟所安桌收税并为老百姓兑换“法币”时，带去许多根据地货币，敌人得悉，出动武力企图抢劫，幸亏民兵配合与保卫，将其击退，保住了款项，打死其1人，所里和民兵2人负伤。

还一个兄弟所，刘、范2人去支局送交税款，在途经敌人占据的县城不远处时，范突然叛变，先下了老刘的枪，企图劫持刘一起携款投敌。因范是地主被“复查”，早勾结敌人密谋了这一罪恶计划。老刘假装服从以麻痹范，趁大雨在一破陋看瓜屋躲避时，冲进庄稼地逃出，火速找到民兵赶去堵截，范逃至县城，只取回了税款。

我们所也经历过两次危险：一次是一个偷漏税商人勾结还乡团夜袭我们住处，我们得到情报立即转移，敌人扑空，放火烧了部分群众的房屋。再一次是在距敌据点五里路的草沟集上，敌人出动几十人袭击抢劫税款，当地武工队早有察觉和准备，迎击中打死其3人，活捉3人，民兵2人负伤，税款安全无恙。

我很快得知，我们税务所6人中3人是党员。所幸的是“烈士碑上见面”的道别语，在我们所未成事实，但给予同志们的精神力量是无限的、永恒的，我自觉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和人生的价值，心里亮堂堂，和大家一起，无论有任何危险，都无所畏惧。不久，我调动工作，所里专门把我的表现，用文字作了介绍，我行动也更加积极。前后只一年多时间，在新单位，我还正在18岁的杠杠内，就被吸收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临沂  宋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