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于汴，解州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生于安邑胡家巷，字自梁，号真予。

曹于汴，自幼聪颖，入学潜心，渊博之后，尤长理学，因家事寒微，曾任西席教师十年有余；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应乡试，考取举人第一名；第二年赴北京应任辰科公试，经过奉天殿（今太和殿）唱名，钦点《进士及第》。初授江苏淮安府推官，上任之后，夙夜惟寅，案无积牍，明察秋毫，执法如山，屡受山东按察司嘉奖；万历二十五年外察优等，被提拔进京任给事中，任人唯贤，直言敢谏。崇祯初，拜左都御使，振顿宪规。他平生制行高洁，风节凛然。著有《仰节堂集》十四卷与《共发编》，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崇祯七年（1634年）卒，年77岁。赠太子太保。

淮安善政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曹于汴辗转来到淮安府。当时的淮安，风气颓废，治理混乱，超乎曹于汴的想象。曹于汴便夙兴夜寐，重新审理案件。

平反冤假错案。如山阳县章某娶清河县邹氏为妻。一日，邹氏回娘家探亲后，托人捎信要返回。章某因有事让其弟前去迎接。叔嫂乘船过河上岸后，行至距家二三里时，邹氏歇息，小叔子抱着侄儿先行回家。一个时辰后，仍不见邹氏归来。章某便与弟弟沿路寻找，发现邹氏被杀死在河边树林中，只存尸身，不见头颅。邹氏父亲怀疑是章弟企图强奸嫂子不成，故意杀人，便将章弟扭送山阳县衙。山阳县令严讯章弟。经三拷六问，章弟忍受不住，只好承认是他杀了嫂嫂。县令又命令办案捕役寻找凶刀与尸头。不久，捕役交上凶刀一口，人头一具，案件审定，章弟被处死。

翌年，章某邻居有事前往健康（今南京市），在客栈发现了邹氏。得知邹氏那日在路边休息时，被一个担着笼子路过的大胡子男子拔刀逼着脱下衣服与鞋，又从笼中揪出一妇人，让其穿上然后杀死，砍下脑袋放在笼中，将尸身扔到林里，又把邹氏塞入笼，辗转来此。章某邻居叫了几个人，等大胡子返回时，将其扭送到官府问罪。章某得知消息后，便到山阳县喊冤。县令心中有鬼，一直压住案子不审。案子拖了两年，杳如石沉大海。

曹于汴仔细复核此案。经层层审问，逐一查证，全案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于是审报刑部，圣旨传下，大胡子依律处死；原山阳县令被免去职务；邻人捕拿凶犯有功给予奖赏；邹氏还归其夫。原办案捕役，为应付查找尸头的差事，竟然偷掘他人坟墓，砍下新死不久的女人尸头用以复命。按照当时的法律，捕役也被处决。

再如山阳县谢氏，生得姿容秀美。十九岁时嫁给生员孔椿，仅半年，孔椿因病而亡。谢氏生下遗腹子孔金后，孝敬翁婆，下抚孤子，正节淑仪，受人欢迎。淮安有一盐商，名叫杜言，为人狡黠贪婪，浪荡无形。闻知谢氏貌美，便要强纳为妾，谢氏不从，被逼投河而死。孔金长成后曾到山阳县衙为母亲伸冤。但因杜言花银子上下打点，使案子久拖不决。曹于汴到任后，重新审理此案，当即判斩杜言。后来，曹于汴以推官署理淮安府事，特地为谢氏立祠，并作文记事。曹于汴为表孔金孝行，还特聘他为乡饮大宾。

除蠹安民。淮安府中，有三个恶吏，一个叫乔打狗，一个叫路尧民，他们 “牙爪多端，机械百出，指公门而出盅，设娼馆以迷人”①。还有一个姓庞的门子，“罔上行私乘媚；招弄短长，凭其灸手妖样，立能转移，既悖主恩，随殒躯命”②。曹于汴便发布《申饬差扰檄》，申明：“衙蠹肆害，法所必诛。本官总持风纪，首以除蠹安民为事，岂容狐辈假威，公行无忌……本官法行，自近将以尽除大小各刑房之蠹，岂可令本官刑房养蠹不除？”③ 然后将乔打狗、路尧民及姓庞门子等几个违法衙蠹斩杀。

曹于汴除掉“衙蠹”，整饬吏治。半年之后，淮安府衙风吏风为之一新，被淮安百姓呼为“曹青天”，贪官污吏听到曹于汴的名字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曹于汴在淮安府任职七年，曾经五次代理淮安知府。作为一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衣着十分简朴，每天仅吃一盂糙米、一匙粥糜、一碟青菜，终年不知肉味。僚属深感曹于汴生活过得太清苦，请其略为改善生活水准。曹于汴笑道：“吾生来无他，唯嗜好布衣蔬食。衣食者免饥寒足矣。”又有人问他为何不收人钱财，他回答：“吾不知天下有享受之事，亦不知馈赠交际有甚用？吾计俸禄则自给有余，要钱有何用哉？”

曹于汴还特别重视文化教育。淮安在明朝中叶前，教化不兴，风俗偷薄，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④。曹于汴从“致天下之治”出发，常常步行到郊野或市井学馆，周济穷困学生，鼓励学生苦读。夜间巡行若见书馆三更之后尚有秉灯而诵读者，或入馆座谈，或于次日召至府院，鼓励学生矢志不移，学德学文，德才并进。曹于汴还动员乡绅官吏集资修建志道书院，聘请当地知名学者到书院讲学。

曹于汴在淮安期间，正值倭寇横行，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之时。为防患于末然，他除编置保甲，建立乡勇，在老城和新城各添敌台四座，加强城防之外，还专门设立了鹰扬武会，建起了淮安卫武学校和大河卫武学校，每日演习弓马，各营总兵官、堂官每月各派一员督查。而他本人每天一早必亲临指导，讲习韬略。“虽盛寒暑极冗不辍。”自是而后，淮安“武科不乏隽矣”。

曹于汴在淮安期间，还兴济水利，改良农业生产；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修涧疏河以防水患。万历二十七年（1599）七月，曹于汴以卓异（京察最优秀的官员）擢吏科给事中。

离开淮安时，曹于汴除了仆人曹宁相伴之外，随身行李只有一簏（装书竹箱）、一幞（衣服包袱）。临行那天，淮安数万百姓顶香泣送，至清河舟前叩别。

整饬吏治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曹于汴历任吏科给事中、刑科右、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他恪尽职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弹劾贪官污吏。

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月，辽东镇守总兵李成梁等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强驱六万余户居民迁入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明史》载为：“辽左有警，朝议增兵。”曹于汴首先上书：“国家三岁遣使者阅边，盛奖边臣功伐，蟒衣金币之赐，官秩之增，未尝或靳。今废防至此，宜重加按问。边道超擢，当于秩满时阅实其绩，毋徒循资俸，坐取建牙开府。”认为此时朝廷不仅是增兵与否的问题，对辽东失败的有关将领官员均应给予严厉处分。最终使得李成梁等遭弹劾罢免。

曹于汴考察官员，凡是违法乱纪者、不称职不合格者，无论多么权高位显，一律上奏皇上处置。

两京兵部尚书田乐、邢阶及云南巡抚陈用宾自恃位高权重，横行乡里，作恶一方。曹于汴访察清楚后，修成《贪横荫臣殃民疏》，斥责田乐、邢玠、陈用宾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应予罢免治罪。三人俱被罢官，陈用宾更被下狱治罪。

万历三十七年（1609）七月，曹于汴升为吏科都给事中，奉旨考察地方官吏史，宽严并济，不徇私情。对于整肃地方官吏、痛祛积习，起到积极作用。万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期间，曹于汴掌典京察时，又汰除了国子监祭酒汤宾尹、监察御史刘国缙等一批在京官员，并以年例不称职者将太常少卿王绍徽等官员驱逐出京，一时小人敛迹，正人扬眉。

为赵邦清昭雪

《明史》列传142曰：“……吏部郎赵邦清被诬，于汴疏雪之。”

赵邦清，首任山东滕县知县。当时，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殍遍野，人犬相食，悲状惨不忍睹。为把百姓从危难中解救出来，赵邦清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走村去寨，遍访灾民，亲临田野，丈量土地，均平赋税，惩治富豪，使县内“耕各有田，地各有主，赋各有头”，并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如发展畜牧，养牛养羊养猪；动员百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荒坡；注重兴修水利、改土造田。以工代赈，开办矿业，挖掘煤井几十眼。又在县邑设立钱庄、兴办商号；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任职5年，便使一个贫穷不堪、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滕县变成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百姓无不拍手叫好。

因政绩卓著，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邦清被提拔为吏部验封司主事。后又升为吏部稽勋司郎中。他为官清正，执法如山，不畏权势，嫉恶如仇，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贪官污吏都惧怕他。他任吏部稽勋司郎中刚两月，原兵部尚书张学颜的儿子张承祚疏请赐官，邦清坚决不从，吏部正堂三番催促，而他不屑一顾。赵邦清还严惩吏部腐败现象，弹劾吏部尚书李戴及文选郎中邓光祚。验部郎中侯执躬等人收受了贿赂，亦被邦清罢官。还将贪赃枉法的文运司新都吏王火宏充军，旧都吏王炫问刑，验封司都吏谢天成革职为民。刑部王理怕邦清弹劾自己，暗地里给邦清送了1千两白银，邦清不但拒收，还将白银抬到御殿面君，使王理受到制裁。

赵邦清仕途十年，虽说政绩辉煌，誉满天下，但因得罪了奸佞而遭受诽谤。又遭受沈蛟门诬陷，万历三十年（1602），被贬官三级。万历四十五年（1617），被削职回乡。

赵邦清遭贬之事，朝野震惊，民怨沸腾。从做官为宦的，到普通老百姓，都纷纷为他鸣冤叫屈，盼望邦清复出的呼声也不时传入万历皇帝耳中，直到熹宗天启二年（1622），明王朝在曹于汴的力争下才给赵邦清平反昭雪，出任了贵州遵义道监军参议。

后，朝廷又下诏让赵邦清率兵去贵州平叛，由于贵州森林茂密，湿热蒸郁，邦清不服水土，偶染疟疾，治疗无效，卒于贵州水西山林的军旅途中，时年64岁。

葬母兴学

万历二十八年（1600）九月，曹于汴母亲张氏病故，他含泪草成《请假归葬疏》。万历皇帝素知曹于汴廉洁，赐予他五百两银子，助其安家葬母。

曹于汴葬母之日，安邑知县王一知、县丞胡琏、主簿刘允升、典史蔡琦等大小官吏及众多乡绅赶来吊唁。曹于汴却深居简出，坚持不收礼、不待客。安葬母亲之后，他用皇上赏赐葬母之银余额，在自家祠堂里创办了一所宏运书院（遗址在今运城中学西校）。

宏运书院，是曹于卞讲课之所，有学田700余亩，年收租银150余两。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宏运小学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改名为河东初级师范学堂，将原小学作为附属小学堂，其遗址就是原运城师范学校、今运城中学西校的所在地。

万历四十六年（1618），曹于卞还因病告归过一段故里，约两年多。

两次家居期间，曹于汴除缅怀母亲和创办《红运书院》外，还专心致志，呕心沥血，进行创作，著作有《共发篇》、《仰节堂集》和《安邑县志》。他的浩然正气和高风亮节赢得了乡里敬仰，故人们给他家大门上挂了一块匾，上书：“大德望曹”。

勇斗阉党

万历三十七年（1609）朝廷召曹于卞回京，授刑科左右给事中。上任伊始，即就辽东防务疏请重加按问。又针对宦官偷看奏章事提出启示然后进御有乖祖制。万历三十八年（1610）、三十九年（1611）曹以钦差大臣典外察、典京察，公正无私，去留悉当。一时，小人敛迹，正人扬眉。朝廷拟提曹于卞为大理院少卿。

这时，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为他的干儿求情，曹以太祖定制“内臣不得干预内政，干预者斩”严词拒绝。因此，大理院的诏委迟迟没有下达，吏部的疏请也不得上报。曹于卞候命年余，因病告归。

泰昌元年（1620），曹于卞奉召赴京，任大理院少卿，迁左佥都御史，又以功升副左都御史。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利用朝廷肃清东林党的机会，网罗党羽，联名诬告曹于卞为东林党，削职回家。

魏忠贤，虽不识字，却喜欢赌博，迷恋女色。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宦官。因早与宫中太监熟识通融，谣传因此未净全身，仍有一粒睾丸；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魏忠贤便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忠贤擅长唱歌、奏乐、下棋、踢球，而熹宗是个木匠天才，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便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这便给了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的机会。

当时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非东林派就愤而结交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迫害镇压。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等因熊廷弼事件一案遭到弹劾，魏忠贤趁机大肆搜捕东林党人。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人称“九千岁”或“九千九百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天启五年（1625年）赐魏忠贤“顾命元臣”印。许多大臣，将政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道德与气节沦丧，时人讥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天启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焕请立生祠。魏忠贤六十大寿时，“天下督抚、总镇竞投密献、异宝、谀词。廷臣自三公、九卿……称觞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户。金卮玉斝，镌姓雕名，锦屏绣障，称功颂德”。

崇祯元年（1628），朱由检当了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早在做王子的时候，就厌恶太监，待至魏忠贤的党羽满朝堂，走狗满天下，生祠全中国，逆迹逐渐暴露以后，他对宦官阉党之流更加深恶痛绝。所以一上台，就决意肃清这些败类，于是，他就马上授曹于卞为左都御史。而曹于卞一到职，就极力支持嘉兴贡生钱嘉征疏劾魏忠贤十大罪状，朝廷立即逮捕了魏忠贤。曹于卞又建议以“赞导、拥戴、颂美、附谄”为提纲，对魏党进行严格审查，以期除恶务尽。皇帝即派曹于卞与吏部尚书乔允升为钦差大臣，主治魏案。经过严格审查，全国上下和宫廷内外，一齐动手，几天功夫，二百六十一名魏忠贤党羽就全部落网，魏忠贤本人也畏罪自杀。

除掉了宦官阉党，曹于汴已是七十五岁的人了，便决意告老还乡。

星陨安邑

曹于汴没有私蓄，刚回到故乡时，为了生计，这位已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竟磨起豆腐，挑担沿街叫卖。后来，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以给学生授课为生。

他当时经济上的窘况可以从《归来无所栖》诗中看出：“向若官为家，生计了不植。归来无所栖，南邻聊以即。半间昼延宾，半间夜燕息……”⑤即便如此，曹于汴除了给弟子们授课外，潜心钻研理学，还“考记载于群书，访遗踪于耆老，听评驳于舆论”⑥，精心编撰了《安邑县志》。

崇祯六年（1633）中秋过后，曹于汴因染疟之后复得怔忡之症，每到午夜，心胸惊悸，辄不能寐。焦思愈集则精神愈疲，精神既竭则事物糊涂。崇祯七年（1634）正月十八日，曹于汴情知大限已至，唤家人于身前，交代后事，叮咛家人，丧事必须从简，不得受礼，还想再叮嘱其他善后之事时，已口僵不能言。

正月十九日子时，曹于汴正襟危坐而逝，享年七十七岁。孤灯茕茕，犹然在案。周身之具，床头惟绨袍一件，布被一床而已。据《安邑县志》记载：“是夕，东北有大星陨光之异。”

崇祯得知曹于汴病逝，“十分震悼”。当即下旨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追封其祖父曹司民、父亲曹希舜为左都御史，其长子曹曰良荫袭工部侍郎，抚恤优厚，御赐銮架半副，用于祭祀，并亲撰敕文，特派鸿胪寺少卿到安邑主持祭奠。

《明史》评价曹于汴：“笃志正学，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奖名教，有古大臣风。”⑦

曹于汴逝世后，乡人仰慕其德操，特制“大德望曹”匾额，悬挂在曹家大门上，以昭后人。他的学生们为了纪念他，特将宏运书院改作纪念先生的祠堂，由曹家后人轮值组织“春秋二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因战乱而终止。

曹于汴一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著有《共发编》四卷、《仰节堂集》十四卷、《自渡语》一卷。《共发编》为语录体，记录了他为政、讲学、做人各方面的哲理性言论，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史料。《仰节堂集》包括诗歌、序、传、碑铭等，是研究明末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

 注释：

①很多爪牙带上刑具，从县衙内走出，欺骗群众在街巷设妓院迷惑老百姓。

②通过行贿讨好上级，凭其爪牙各种技能转移视线，既不合县令的思想自己也随之死亡。

③衙门中贪脏的吏役，法所不容。本官要秉公执法，铲除贪官污吏，为民办事。怎能容忍贪官污吏在百姓面前狐借虎威，欺侮百姓，无所顾忌。除贪必严，除恶务尽，本县衙绝不膽养贪脏的污吏。

④做官不能无功受禄，不注重教育。要养成良好的风气，重视年青人受教育。

⑤曹于汴的诗词，抒发了其为官的志向与决心。倘若做官，就要全心全意，以县府为家，对生计与家庭于不顾。回到家里，和邻里聊天，了解百姓的疾苦。生活要简朴，半间接待朋友，半间当作自已休息的地方。

⑥史书记载曹于汴，一心为民，访花甲老人畄下遗踪。

⑦曹于汴专心致志的办学，品行纯洁如雪，为官刚正不阿，受到明朝皇帝崇祯的褒奖，有古人大臣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