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开始的绵延达10年之久的大动荡，在发生前的朦胧时期（1965年11月—1966.5），中国的老百姓或普通人对行将发生的大革命一无所知，路远迢迢遣问谁？没有人能够预料后来的一切，自然包括像我这样（1965年8月）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那一代（四零后）全程经历新中国十七年的教育，头脑已然布满“投入阶级斗争的细胞”，怀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无数次地表达着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和忠诚；但绝对不知道“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

    回顾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似乎都属局部范围的人员参与；唯独最高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才是名副其实的全民政治运动，即使戏称“逍遥派”的人，其实都不可避免地落入革命洪流，只是“吃水”程度浅些而已。

    那么，处于底层的中国人究竟是如何感知和理解那个全民革命的呢？那种感知，我以为应该是“随行就市”，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内幕、内情、内部消息和最高的真实动机及上面所有部署的出发点及目的，对基层的人来说，都会一言以蔽之曰不知也！因此，就一般人而言，重要的只是眼前的小环境和实际置身的大环境、周围的人和经历的事，从而展开普通人的依旧能够“个性化”的“十年”。

    那么，我自己大学毕业后，到文革启动，感知了什么？我“投入”的全过程中想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呢？仿佛听到一种自我回顾历史的“回声”，但愿从中多少看到一场社会动荡与个人的实际联系究竟是怎样的？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好友静寄来一份江西人民出版社关于“盲目的中国人”的征稿启事，附了“选题”，那时心有所动，最后还是耽于事务未能完成“命题”作文，一晃竟然跨了世纪，但自己仍然对过去的认识或者感知带有“盲目性”。最近，把社教到文革的日记又重翻一边，忽然想起那个“启事”，翻箱倒柜终于找到。这份“稿约”提出“中国人最大的短处在哪里？”答案是“行为的盲目性，在于遇事知其然不问所以然”，“行动盲目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所以取名：《盲目的中国人》。“中国人排外是盲目的，主张‘全盘西化’‘崇洋媚外’也是盲目的。”列举达55个“选题”，如：中国人为什么是盲目的、左的思潮如何造成盲目性、先入为主，缺乏怀疑精神、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取向、人云亦云等等，不过在我记忆中，深刻到不能忘怀的却只留下“盲目”二字。谁个断得人间事，不知今夕是何夕？因为“盲目”二字，让我顺着《日记》的时间隧道，仿佛有了什么思索的发现。

     我的确有种茫然:从1964年11月--1965年4月的山西昔阳社教到1965年11月--1966年6月的甘肃临潭四清，尽管亲身参与实践这种由上而下发生的覆盖农村的政治运动，最后还是不能明确其目的和意义。一位我负责“培养”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当工作队“胜利”离村时,忽然很渴望地问：“小陈，人活着到底为甚？！”他指着碗里年复一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玉茭（包谷面）糊糊”,冒出的这个问题令我愕然，经过整整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老贫农竟然提出的却是一个最简单的关于“人”的一个常识问题。十年后，也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收场的一年，参观大寨，我得以重返曾经社教的那个农村，再次同他见面，手里还是一碗“玉茭糊糊”，还是念念不忘当年那个“人活着为甚”困惑他几乎一生的问题。然而，我却回答不出，大道理似乎可以讲“一箩筐”，面对那“碗里”的东西，说什么好像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不知道，最后他到底明白了什么，而令人悲叹的是他后来竟自杀了！没有人能说出他极端之举究竟是为什么？！在另一个我参加“农村工作”的生产队，有几个小伙争执不休，看见我自然要请教“城里来的干部”了：“人与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人有思想”，我说。“人有思想又怎样？”他们一直问下去，问到我无话可说，他们认为“农村”并没有因为“思想”发生多少变化！在文革中的一次下乡，一个小女子锄地时发楞，问我：“叔叔，共产主义是咋样的？”这其实是个至今说不清的“未来世界”，只好含含糊糊地说：“让人人过好日子”。不料她认真起来：“那为什么现在不能呢？！”有次到一个偏僻地方，满坡只有一个老汉劳作，我上前问路聊了一阵，他对外界如文革这样的事都茫然，最大的愿望只是“多收几斤麦子”而已。告别这位老农，一路上自己突然设想：整天学习、运动、斗争忙得不亦乐乎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与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老农比，二者究竟谁更有人生价值？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思想运动给予人的和头脑被“多打几斤粮”的世俗意识占满了的老农比，何者更具实际意义？！

     按说社教是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政治运动，而农村所有人并不知道城里人和公家人有一天会如同部队般地开来，农民只能是盲目的，每天等待上头来的“组长”安排自己的生活，从此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行为以及相互关系都被纳入“统一意志”之中，即使一辈子习惯了的劳动亦要在“思想教育”后进行。然而，贯彻“统一意志”的工作队员（广义的执行者、教育者）又何尝清醒?可悲的是，他们同样陷入“盲目”。盲目，可以说是过去多年中国人基本的精神状态。

     不久，当一场异乎寻常的政治大风暴降临时，举国振奋，人人高举，口号震天价响，行动无不过激，每逢“最高指示”于午夜发出，几乎所有人都进入亢奋，情不自禁地涌向街头，欢声雷动，有老妪人人穿红披金，大扭秧歌，近看发现她们将寿衣变作表演服。可是，所有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灌输者与被灌输者，台上者与台下者）究竟在干什么？要通向哪里？事后想想，无可奉告！如此盲目状态延续着，没有人问为什么？或者问了也白问。

     1998年冒出“三讲”（一个准运动），我不得不“讲”，“讲”之中却又回忆了老贫农问的那句话：“人活着到底为甚？！”对“盲目”二字企图又作一次思考，然而自己并无答案！同时，我的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台下众位干部的一丝注意。

     难道“盲目”已经群体化？！

     历史是所有在当时“只能如此”和“不能不如此”的人的行为总和，通常看到事后质疑“过去时”的言行，为什么那样而不是这样？？任何一个人总是在完全具体的环境里作出具体抉择，那么在新的抉择中，我们会“盲目”吗？

     为此，自己又看了临潭农村社教日记（前言）——这是1965年从中戏毕业后到甘肃的第一站——临潭，对农村应该说毫无陌生感，因为在大学就有北京田各庄、四季青、季庄、羊山、前栗园、小鲁庄、三座庵和昔阳西庄等地的经历，与其他很少去农村的城市学生相比，我对广阔天地的人和事更有一种亲近、亲切的感情，愿意全身心地拥抱贫瘠而厚实的那方水土；然而，让人深思的是，当这种经历与共和国1960--1966年大环境联系时，所有的由上而下、带了统一的政治任务去规范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言行，今天看来到底又有多少意义或者价值呢？！用工作队形式按既有程序采取“运动”的方式去“改变”农村和农民，其实质即以直接体现“统一意志”的文明，去改造、转移、重塑另一种“文明”——尚未与前一种文明一致的农村文明。效果如何？我想后来的历史性变革已经得到了结论。改造农村文明的目标，在改革开放前，以计划经济为前提，将农民的生产、分配自主权绝对按“统一意志”办事；开放以来则实践市场经济和富民政策，农民终于以土地主人的身份，对生产及分配有了自由，获得自主、自立的权力。

     遗憾的是，我后来再没有机会参加农村工作的行列，对农村、农民、农业保留的印象大半还是当年“工作队员”时的感知，重读临潭社教日记（1965.11--1966.6.30），像是彻底告别过去。因为我知道，即使存有那个年代记忆的农民朋友可能也不太愿意回首往事了；新的生活、新的选择、新的追求使新的“三农问题”变得更为现实、更为敏感、更为重要。以后应该怎么样？即使知道了一切往事的背后呈现的是什么，还是无法找到准确的答案。现在流行“穿越剧”，如果我们用今日的眼光回到过去，能够做什么呢？指出那些“运动”毫无价值或者对那时候的人说今天才说的话，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活得清醒了，却老了！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

     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日记”中的“人和事”还是有参照作用，中国人过去活得很累，活得很盲目，又活得很认真，每个人都以为在干了不起的革命大事，看看那些曾经忙忙碌碌却碌碌无为的岁月，今后活成什么样子？或许能够得到一点启示。重新思考那份关于“盲目的中国人”的稿约，也许该有正确的回答了吧，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