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这些年贪官落马轨迹，就不难发现贪腐案件大多与下列领域、岗位和形式有关，也可称之为埋葬贪官的十大火坑。

一是房地产业。根据官媒疏理统计，2000年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贪腐案件中半数以上与房地产有关，因为房地产背后的利益链条太长，从规划、批地、立项、贷款、建筑、消防、绿化、扩大容积率，到竣工、验收、出售等各个环节，相关职能部门谁都可以“雁过拔毛”，尤其是握有房地产“生杀大权”的地方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最近相继落马的薄熙来、刘志军等都与房事有关，至于其他栽在开发商手里的大小贪官则不计其数。

二是包养情妇。最高法院曾披露，16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九成有包养情妇的情节。包养情妇也是需要成本的，钱从哪里来？光凭死工资肯定入不敷出，唯一“出路”只能靠以权换钱。于是，有的贪官干脆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作为日常惯用的敛财手段，借情妇之手收受他人钱财，从此走上不归路，演绎了一幕幕利用职权换色、买色、养色的丑剧，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是买官卖官。2005年，小小的绥化市曾爆出建国以来惊天买官卖官大案，涉案官员高达265名。在此后数年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又陆续查处数以千计买官卖官案件，今年中央派往各地的十个巡视组都发现被巡视地方和部门存在用人问题，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似乎已成了久洽不愈的“毒瘤”，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四是以批谋私。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审批经济”，企业从生到死，经营从小到大，市场从无到有，统统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过滤，就因为政府掌管庞大的稀缺资源配置和审批大权，不仅阻碍了经济健康发展，也为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中国的贪官99％都与“审批”有关。于是，有人惊呼“有审批就有腐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学军在“最后疯狂”的日子里，竟创一连审批50个项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可见“审批”的猫腻太多太大。

五是红顶商人。红顶商人亦即官商，通俗讲，专指带行政级别的国企领导人。近些年，被查处的红顶商人呈逐年增加趋势，从中移动7名高管落马，到中石油“窝案”曝光、中储粮“老鼠”频现，再到国有银行分支机构CEO体外放款、以贷谋私和携款外逃，以蒋洁敏为代表的这些国企腐败分子，不仅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也暴露了国企官商不分、控制不严、监管不力等种种弊端。

六是招标寻租。前年，江西萍乡市一起标的为金额达2亿多元招投标案，竟然串通投标公司100余家，涉及违纪官员高达22名，其实类似这种暗箱操作、关系运作窝案串案，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今年，中央巡视组就发现某省领导干部有插手干预基建项目和招投标现象，是否与寻租腐败有关，尚需有关地方作出澄清。

七是集中采购。由过去零星采购、分散采购、多次采购，变为现在的集中采购，其目的原本是为了降低成本、防止腐败，可事与愿违，曾几何时“集中采购”演变成了“集中腐败”。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披露，政府采购价格有高达八成的商品高于市场平均价，如果说这其中没有任何猫腻，恐怕谁也不会相信。

八是司法腐败。这些年来，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不绝于耳，而最具讽刺意味的当数今年轰动全国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这起案件始于个别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被整得走投无路的爆料人竟花费一年时间终于抓到了致法官于“死地”的证据，爆料人的种种做法虽不可取，但也属无奈之举。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正面临着严峻考验。

九是幕后交易。今年以来，证券市场连爆不当利益输送大案（也称“老鼠仓”），牵涉面之广、资金之巨超乎想象，一系列窝案已经引发高层震怒，王岐山曾批示要彻查到底。所谓“老鼠仓”，简单说就是将公家财富通过代持、倒债等幕后交易方式转化为私人财富，这在本质上与贪污、盗窃没有任何区别。这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但极大损害了公司或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且有可能导致所服务的机构严重亏损甚至破产倒闭，当年德隆倒闭就是一面镜子。

十是以黑吃黑。“以黑吃黑”本是江湖传说，可在现实生活中黑吃黑现象依然十分猖獗，尤其可怕的是一些黑社会、黑媒窑、黑工厂和色情场所等背后，总能看到黑“保护伞”的影子，少数执法人员以黑吃黑的丑闻时有曝光。去年官方媒体就爆料曾表态绝不姑息“保护伞”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靖，最终因为充当一黑社会“保护伞”而得罪另一黑社会，落得被“黑吃黑”的可悲下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上述诱惑贪官的十大火坑归纳不一定很准确，也许只是腐败易发高发领域的冰山一角，但无论如何“打老虎”得找到“虎窝”，“拍苍蝇”得揪准“蝇影”，否则反腐败就容易陷入“东一榔头西一棒”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