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与毛泽东关系更好的省委书记，也许还有大把多的人，比如华国锋、李维汉、易礼容、周小舟、黄克诚、陶铸、张闻天等人，但那都是很特殊的例子。又比如张平化、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等人，而他们与毛主席的私人关系并不比陶鲁笳好。

陶鲁笳（1917.2—2011.5），原名陶国葆，江苏溧阳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中共党员和卓越的高级革命干部。大家赞美他说：“应当像陶鲁笳那样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

陶鲁笳早年就读于江苏溧阳私立同济中学、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上海复旦实验中学。后加入南京中央大学旁听。其间曾回乡任小学教员。1936年夏赴河北石家庄扶轮学校任教，并兼《北光》杂志社编辑。不久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石家庄总队长。同年10月入党。1937年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冀豫区委组织科科长。1940年任中共昔阳、平定、和顺三县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太行第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1945年任中共太行第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7年任中共太行区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49年任中共太行区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为巩固发展太行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陶鲁笳于1949年9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53年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军区政委。1958年，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补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1964年3月，陶鲁笳最早向毛泽东汇报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在毛泽东提倡“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65年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任国防科委主任、政委。同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85年任国家体改委顾问。198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他还是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陶鲁笳36岁即成为省委书记，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省委书记（至今还是）。而他于2011年以94岁高龄去世，也是当年的省委第一书记中最长寿的一位。2011年5月之前，他是50年代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唯一健在的。有一张著名的照片：1959年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柯庆施、刘少奇、李井泉、陶铸、陶鲁笳、王任重、周小舟、谭震林、曾希圣和胡乔木等人团坐在毛泽东周围。这张照片里的人，后来就只剩下了陶鲁笳一位；而如今这唯一一位亦作古矣！

溧阳陶家中，大哥陶希晋是新中国法制建设老一辈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的得力助手；其妻朱琏曾任八路军129师卫生部副部长，著名针灸专家，其《新针灸学》一书是“国内针灸医术与科学原理结合的第一部著作”；妹妹陶竞华于解放初任黑龙江省妇联主席；妹夫赵德尊50年代就担任了黑龙江省委书记，是目前仅存的“七大”代表；小弟陶国萃乃革命烈士……被称为“满门忠烈”。

也许大家都不相信，陶鲁笳还是与毛泽东私人关系最好的省委书记之一。他曾著有《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回忆自己与毛泽东多次交往、交流、交谈的感人故事。从1953年到1965年，陶鲁笳主政山西12年，跟毛泽东接触不下40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 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

晚年住在病房里的陶鲁笳，只要听人们提起毛泽东，仍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他清楚记得自己32岁时，于1949年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作为太行区党委书记去汇报工作），毛泽东就教诲说“领导干部要兼顾‘四面八方’”。而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省委书记的面表扬“《山西日报》的文章写得好，有分量”。自然，这是陶鲁笳亲自主管和指导的结果。

毛泽东总喊陶鲁笳为“山西人”。1955年盛夏的一天，在京参加省委书记会议的陶鲁笳，会间接到毛泽东处的电话，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山西人’来啦！”陶鲁笳刚拐进游泳池门口，就被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按他习惯的玩笑话远远地招呼着。陶鲁笳笑了，他已不止一次听毛泽东这样喊过。其实毛主席清楚地知道他本是江苏人，而现在只是代表着“山西一方”。

最令陶鲁笳难忘的，是1957年夏季参加青岛会议那次。会议结束时，山东省委宴请与会同志。陶鲁笳因事迟到了，走进餐厅时，除中央领导同志那桌还有空座外，其余餐桌均已座无虚席。陶鲁笳一眼看到，周总理在招呼自己，便坐到他的身边。一会儿，毛泽东来了，正好坐在陶鲁笳右边。他似乎发现陶鲁笳有些紧张，就边说笑，边为陶鲁笳夹菜。

他后来回忆说：“在两位伟人之间吃的这顿饭，那种既兴奋又拘谨的心态，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回想起来，这十多年的历程和机遇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的美好。”

1958年11月20日正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陶鲁笳四个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原来大家都认为，毛泽东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毛泽东和蔼可亲地招呼他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

又据陶鲁笳回忆：“1958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据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读陈寿的《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

1959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颁发的陶鲁笳《介绍山西经验》上，毛泽东批语道：“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治愈头昏。”

1962年5月，在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几次讲话赞扬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这自然也与陶鲁笳有关。

1964年8月19日，在北戴河，毛泽东召集陶鲁笳、李雪峰、乌兰夫、刘仁、刘子厚等人到他的住处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多，一开头就谈到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他说：“打渔的人，手里有网，网有许多眼，那是目。有一本《朱子纲目》，说到纲不举目不张。……文学艺术你们管不管呀?我是十五年没有管了。在延安时，看了《逼上梁山》的戏后，给齐燕铭写过一个信。过去舞台上叫老爷、少爷、小姐、太太。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舞台上的人民是渣子，这是一个历史的颠倒，现在要把这个颠倒扭转过来。”

山西画报社的田建宁，曾长期追踪采访“陶鲁笳与山西”的课题。他说：“正是陶鲁笳把大寨和陈永贵推荐给毛泽东，继而才有了风靡全国的‘农业学大寨’。”

那是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毛泽东出巡的专列，于3月28日停靠在河北省邯郸站。在火车上，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360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沟秃山上造田，从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除开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以陈永贵为支部书记的大队干部，坚持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300天。我们山西省委早在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毛泽东听了汇报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能指挥战争呢？——我在报上见过文章，但是没有细看。”

陶鲁笳有备而来，随即拿出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和汇报材料。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条，写上“陈永贵”3个字，递给毛泽东，并说:“他原本不识字，是个大老粗，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啊。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叫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当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也写过许多好文章。”

通过这次汇报，毛主席知道了大寨，知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见，陶鲁笳所提供的大寨，在当时极具有典型性。

会见之后，毛泽东继续南巡。每到一处，毛泽东就大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讲陈永贵带头劳动、不搞特殊、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说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呀！陶鲁笳的“邯郸汇报”，为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单位与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做了重要牵线，为大寨走向全国做了重要铺垫。

此后，大寨就红了起来，陈永贵就红了起来……

1993年，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陶鲁笳出版了自己的书《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创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功勋，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在生前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他身后，依然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关于大寨和陈永贵的功绩，陶鲁笳也在该书中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说。

2003年，在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之际，陶鲁笳又出版了自己的另一本书《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和实践家，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不停顿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中。在这光辉的战斗历程中，取得过伟大胜利，也经受过失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败。对于毛主席在建国后的功过是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是完全拥护的。”

在这本书里，作者陶鲁笳较为详细地回顾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多次交往，特别是毛泽东对他们这一代高级领导干部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后人从中能够受到深刻启示：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毛泽东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无穷的人格魅力等。(宋 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