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同胞一家亲，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抑或其他人，在晚年仍然对两岸统一孜孜以求，80岁毛泽东派93岁章士钊去联系86岁蒋介石回归大陆，堪称“耄耋老人史上最豪迈的壮举”。

毛泽东率领大陆方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由于建交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使得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急转直下。每一个国家与北京建交，都会在台湾引起一次强地震，蒋介石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1973年5月初，按照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骤，中国在美国设立联络办事处，沈剑虹后来回忆：中共联络办事处人员“没有一次被抓到置身事内的把柄”，所谓“置身事内”，他指的即介入两岸人群在美国对中美关系改善的争执中。大陆的没动静，他又说：“相形之下，我国大使馆少数人员及他们的子女的行为，就欠考虑。1973年5月初，中共‘联络办事处’人员抵达华府时，若干我国大使馆人员和他们的子女，基于愤怒，参加了亲中华民国学生在华盛顿市区举行的抗议示威。他们在爱国热情驱使之下，忘了我要求所有我国有外交身份人员不得参加这类活动的特别警告。最后，我不得不就这种逾越外交常规的行为向美国国务院致歉。”（《沈剑虹回忆录》第117-118页，下同）这使得这位台湾“驻美大使”如何的难堪可想而知了。

然而，更难堪的事情还在后面。据沈剑虹后来回忆：

我曾……在出于误会的情况下，与继布鲁斯出任驻北平代表的布什会晤——发生误会，错不在我，而是由于布什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位秘书人员的无知与热心过度。布什在前往北平出任“联络办事处”主任之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当天早上我依约前往布什的办公室。一楼的女接待员笑容可掬地迎着我说：“大使先生，今天早上天气真好！”这种态度令我受宠若惊。我曾到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厦好几次，从未受过如此热情接待。电梯在布什办公室那一层楼停下时，布什已在电梯门口迎接。我立即察觉一定是弄错了。布什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我硬着头皮问他：“布什先生，你等的恐怕是别人吧？比方说，黄镇？”布什脸上一愣。但很快就恢复镇定，坦白地承认当我的秘书打电话要求为“中国大使”安排会谈时，他的秘书误会了，以为是黄镇。

北平在华府设立“联络办事处”都造成一种新情势。国务院礼宾人员设计出两套规则，使我国大使馆人员与中共“联络办事处”人员不会应邀出席同一个宴会。…… 只要稍有可疑情况，我都要处理社交事务的秘书先行与主办活动的大使馆的社交秘书联系，确定是否弄错。举例说，有一次我接到英国大使馆的邀请函。果然不出我所料，负责处理这件邀请事宜的是一位刚接事的小姐，为免她受窘，我指示我的秘书把邀请函装在一个封了口的信封中退还给这位小姐。

寄往“联络办事处”的邮件有好几次被送到我们的大使馆。那些附有发信者地址的邮件，我们就退回。有时一些美国参议员把我们的大使馆误为“联络办事处”。有一天，参院外委会的一位参议员(姑隐其名)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女儿几个月前就申请前往中国大陆的签证，直到现在还未获得核准。他要我解释原因。显然他是要秘书挂电话给“中国大使”，这位秘书翻阅外交官名册就打电话给我，我当时很客气地告诉这位参议员，他找错对象了。（第118-119页）

这对于自称很绅士的外交官沈剑虹来说，是如何尴尬的事情！这种情况也表明，蒋介石政权在国际上的尴尬地位。然而，毛泽东没有忘记滞留在孤岛上、且日益走下坡路的“老对手”蒋介石。

祖国统一一直是他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最让他看重的大事情。

尽管年老多病，毛泽东惦记着台湾，思忖着祖国统一。早在1972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社论中就宣称：“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对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台湾省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所谓‘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或类似的阴谋。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相信，这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随着这一年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大陆与台湾商讨如何统一祖国的形势出现了。

在与美、日等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后，毛泽东便开始进一步考虑祖国的统一。但他没有采取那种对蒋介石一劳永逸的“消灭”的办法，派兵“解放台湾”，而是及时地把一度搁浅的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自从1949年蒋介石败逃到台湾以后几十年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系渠道，50年代有过几次联系，也是隔空喊话，或派人传话，最后由蒋介石的犹豫无果而终。60年代后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当初的“传话筒”都失去了联系，两岸之间更没来万了。现在毛泽东等人要与蒋介石和谈，就要先打开两党之间几十年不相往来的局面，如何寻找到一个突破口呢？

1973年3月中旬一天，毛泽东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朋友章士钊先生，当即决定请他当“信使”，去香港与台湾方面建立两党之间的联系，且要直通蒋介石父子。

而此时的章士钊先生已好几年没去香港了。1969年夏，他的奚夫人因肺炎在北京去世，家人希望将他在港的殷夫人接回内地，相互有个照应。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章士钊先生一度提出到香港去居住。考虑父亲年事已高，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儿章含之和其他家人都持反对意见。这事让毛泽东知道后，一次见着章含之，谈及此事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指章士钊）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

本来章士钊每两年去一次香港，一次住半年。由于上次家人反对，他固定的行程就打断了，至此已经四五年没去香港了。

这次毛泽东要章士钊先生去香港，并且还有重要的政治任务。家人不再说什么了。但是，此时他要去香港，却真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他已是93岁高龄的老人了，比80岁的毛泽东年纪还大。

章含之回家问章士钊道：“老爸，你还去得了吗？”

“我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章士钊先生高兴而又坚决地说。

章老决定成行。毛泽东很高兴。但他年龄这么大，如何受得了这好几日火车劳顿的旅程，如何才能到达香港呢？毛泽东有办法，交代时年75岁的周恩来说：“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

共和国居然为一个年过九旬的垂垂老人专门派出一架包机送去“与如夫人相聚”，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政坛上也是一则奇谈。周恩来听了，说：“这个办法很好。”立即责成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始有关准备工作。

章士钊临行前，毛泽东才透底，并且强调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

原来他派包机送章士钊先生，是一举几得，还要“制造轰动效应”啊！

就这样，5月中旬一天，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徐徐降落在了香港启德机场。

因为这架专机降落，香港方面封锁了机场所有的跑道，戒备森严。在章含之等家属及医护人员陪同下，93岁的章士钊先生坐着轮椅，被抬下了飞机舷梯，然后，抬进小汽车，飞驰而去……

一架专机，一大帮家人、护士，还有警卫，再加上一位93岁老人，声势非凡地来到香港，并且是见夫人。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世界也少见。而章士钊先生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革命过的反清志士，当过民国司法总长、参政员、立法委员，当过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过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当过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常委。他包机到达香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轰动了全香港。

虽然章士钊先生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但因为毛泽东事先的交代，各方媒体已大造声势，且北京方面还报道说他在北京起飞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送行，于是境内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到达香港后，章士钊先生的情绪并不像媒体那么热烈和兴奋，反而出奇地冷静、沉着。但是，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家人劝他说：“休息一些日子，事情不急。”

他却急不可待，连与三夫人说话都顾不上，就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在香港的故旧老友见面。

章含之因为工作在身，不能久待，在香港停留一个礼拜后，就带着女儿洪晃回了北京。

然而，她却没料到，回到北京没多久，6月30日夜，突然接到香港方面电话，告之说父亲得了肺炎。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与周恩来当即决定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谁知医疗队还没动身，就传来了章老先生溘然去世的消息。

在章士钊先生到达香港之前，国民党元老张群和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已经到了香港。临终前，章士钊对家人说：“你告诉毛主席和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这次接头还是因为章士钊先生的去世变得前途迷茫，陈立夫、陈果夫等人代表失去了与中共方面的联系人。

这时毛泽东的身体也不好了，腿走不动，眼睛因为白内障几乎看不见东西，他和党中央转而全力筹备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与蒋介石联系的事情被后延。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周恩来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到了台湾问题，指出说：“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毛泽东虽然每天大都能到场，但由于病体虚弱，体力和精神大不如从前，一直没能发表讲话，也没接见与会代表。那些“老代表”诸如龙冬花、郝建秀等人，再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毛泽东，回忆起以往多次会议中他总是那样神采奕奕地与大家握手交谈，问长问短的情景，心情格外沉重。大会历时四天，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党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28日大会闭幕时，龙冬花、郝建秀等许多代表忍不住跑到主席台前看望自己的领袖，向他问候。

大会主席宣布闭幕后，工作人员准备扶毛泽东离开，毛泽东说：“他们不走，我怎么能走啊！”

代表们要和他告别了，都情不自禁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少人哭着退出会场。毛泽东也深情地望着大家，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龙冬花是最后一批离开会场的。她看到江青劝毛泽东起来，可他一直未动，此情此景让她和其他代表越发哭得厉害，边哭边回头，谁都想多看一眼最敬爱的领袖啊。

这次会议之后，龙冬花和多数代表果然再也没见到老人家了。

一直等到代表们都走完，毛泽东才离去。

次日，大会发表的新闻公报再次提到了台湾：“有待解放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台湾问题还是被搁浅了。

由于牵线人章士钊去世，毛泽东的身体不好，随后的国共和谈又一波三折，又渐渐搁置起来。

尽管如此，80岁的毛泽东派93岁的老人前去联系时年86岁的蒋介石，两位在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老对手”都年过八旬了，而毛泽东却要再次握手言和，副手周恩来也75岁了，这是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事情。这样的“耄耋和解”又是建立在政治上分歧、争斗了一辈子而因为不愿自己去世后祖国仍分裂而希望生前统一国家的思想基础之上。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仅有绝无的。有人把90岁比作“童耄”。毛泽东的做法虽然似乎有点“老童”味道，其实，这却是“老圣”的智慧和心愿。

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个心愿最终也获得了蒋介石的隔海回应。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方面多次发出和谈信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同样是在病中的蒋介石也动了与大陆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他把这一使命交给心腹宠将陈立夫。陈立夫立即以台湾“总统府资政”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大陆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作为渴望祖国统一的国民党元老之一，77岁的陈立夫和谈心情很迫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又写下《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公开发表在香港报纸。文章中，他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并且还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作为同样是古稀之年的他，没有意识到，并非毛泽东不“能‘以大事小’”，也不是不愿“不计前嫌”，再开和谈终于没成，是因为此时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蒋介石都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无法亲自主持这项大事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去“台湾访问”了，蒋介石的身体更糟糕了。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去世。次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与世长辞。

历史终于再次留下了长长的遗憾。

尽管如此，在耄耋之年，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陈立夫乃至章士钊老人要重开国共两党第三次谈判的佳话和心愿，一直激励后来者不懈地为之努力和奋斗。

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