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军消耗极大。七七事变前，国军仅有现役士兵170万人，而后来国军损失超过450万①。国军一边征募新兵，一面坚持抗战，殊为不易。但因军官腐败、兵制混乱，导致军中有很大空额，甚至最高统帅部也无法确知国军的实际兵力。

国军中“吃空额”的问题由来已久，抗战爆发后呈愈演愈烈之势。宋希濂回忆，1942年，远征军中“有许多空缺, 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 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 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 他们就愈高兴。”②

1943年戴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也披露，驻在云南的中央军各师长，都自称“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师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③国军一个师的满员编制大约是1.1万人。

戴笠上报的这种情况在国军中当属常见。1944年9月，桂柳会战时，杨森率第二十七集团军参战。该集团军下辖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三十一军。张发奎说，这三个军“全是从湖南战场溃败下来的部队，都严重缺额”。依据当时的统计，二十军有4567人、二十六军有4522人、三十七军更仅有2056人。张发奎还透露，“军、师级单位上报长官部的兵力数字比实有数字少，因为他们害怕再被指派担负艰难的任务。上报长官部的人数与上报中央不同，他们上报中央则是多报。”④

即使是胡宗南手下的所谓“天下第一师”，同样如此。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陶萃权，曾在胡宗南军中服役。他回忆，“在第一师‘吃空名’已是公开的秘密。以连的建制约130名士兵计算，连里大概要吃一成；营长要在各连挂5名空额，那么各连的空额就在20人左右；师直属部队就更有问题。据说驻在西安近郊的一个师，全师仅有3000人。”⑤如果陶萃权的说法属实，那第一师至少也有1/6的士兵不存在。

虚报士兵人数即有机会侵吞军饷，所以军中长官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部队被中央缩编。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即利用一些人的这种心态，予以拉拢。1941年，“汤恩伯要吃掉一战区六十八军米文和部（石友三的残部）”，迫使米文和投靠第五战区，“李宗仁仍保留他的原建制（实只一师兵力），使米文和感激得老泪纵横”⑥。由此，米文和就继续能从中央领取一个军的军饷了。

陈诚估计：吃军粮者达720万人，能有300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

国军中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都普遍存在“吃空额”的现象。至于具体的空额数量，因为没有确实的资料，只能依据现有材料，大致估计一下。

从上面所举事例来看，一个一万多人的师，缺额三四千，乃至一半，几乎是常事。蒋介石在1941年12月时也曾说，“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⑦一个师有3000人空额，还是是情况比较好的，有的师甚至仅有2000多人。平均下来，国军能参与战斗的士兵人数，当只有名义上编制的一半。

陈诚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他晚年回忆也可印证以上的推测。他说，“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员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⑧

国军中士兵空额众多，一方面固然是缘于军官腐败，另一面其实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之间，正通过创建新部队或恢复旧部队来达到某种竞争”。如齐锡生所说，抗战开始后，“大量带有‘新’或‘临时’标志的师的出现，便可证明政府对部队膨胀缺乏控制。这些部队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出现和消失，中央政府常常连这些部队指挥官的名字都不知道。结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指挥官都成了‘数字幻觉’的牺牲品，创建的部队远远超出了国家物力的限度。”⑨李宗仁以一个军的编制收纳仅有一个师的米文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地方势力的存在，在加剧国军编制数量恶性增长的同时，也阻碍了中央政府对空额部队的整编。这种状况直至内战爆发后，也没能改变。以至后来周恩来在招降国民党军的演讲中还需承诺，对投降部队不裁兵，“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毛泽东同志还说：‘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几个月的空额饷不算什么。”⑩

注释：

①⑧《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47、148、162页；②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1—42页；③戴笠：《呈蒋中正请严查各师缺额并严格取缔官兵走私(32.07.17发)》，《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国史馆2011年。详见第139期短史记《戴笠披露国军令人发指的贪腐》，谌旭彬；④《张发奎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78页；⑤陶萃权：《我在战场官场商场跟日本人打交道》，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页；⑥庞盛文：《李宗仁与“杂牌”》，《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鹭江出版社1994年，第83—84页；⑦李良志、李隆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同盟抗战，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页；⑨齐锡生《抗战时期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⑩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