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不看的藏书楼

                      修复一新的藏书楼

在山西文化教育史上，河东书院是闻名三个时代、经历四百二十三年的文化史迹中的一颗闪烁着的珍珠。

为了考察河东书院，我去过不知多少次，也深知它在河东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它的建筑之宏伟，设计之精巧，布局之合理，与儒家教育思想结合之紧密，是山西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我也写过“河东书院”、“从河东书院的建筑题名看儒家教育思想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作用”和“河东书院的前世今生”等几篇文章。但遗憾的是，这个荣耀了423年的灿烂明珠遗留下来的仅有一座破败不堪的“藏书楼”。

  藏书楼建于河东书院内，今山西运城市西北5公里处的大渠办事处机关后院。

据《安邑县志》（景定成编）、《运城市志》（1994年版）和《河东书院碑记》记载，河东书院建于明正德九年（1514），原面积较大，占地30余亩，有学田40余亩，座北朝南。主要建筑顺着中轴线自前至后，其它建筑，两边对称。从中轴线向北，依次为先门、仪门、讲经堂、退思堂、四教亭、藏书楼（又名“书林”），乱石滩、九峰山。

藏书楼位于四教亭后，坐北朝南，方形二层，砖石构造，歇山式仿木结构楼顶，通高近7米，底层面积81平方米，有砖砌拱形门洞可进入。二层面积38平方米，墙壁四周浮雕有鱼龙变化图案，十分精巧。中间是祭祀三晋名贤的神堂，两旁是藏书的房间。楼下有个环绕的水池，叫“环池”。池内可种莲，也可划船，是个“天光云影”的风景区。     

藏书楼以北是乱石滩，再北是九峰山。山的东麓和西麓，都有砖井槐亭，用水车汲水，从山两边流过，南流通过源头井，再往南汇流到“乱石滩”，然后进“环池”。环池的东南和西南都设有水闸，东西两条水路，各流经蜂房、厨房、号门到方塘，两流又汇于石桥，再北，可以灌溉山后各个园林和百果园。

可见，河东书院殿宇庄严，亭阁傲立，小桥流水，园林清秀，环境优雅，风景宜人，堪称当地一绝。前人咏诗一首赞其胜景：“胜地幽深草树新，开先卜筑待居邻。山连华岳环三晋，水带黄河见七津。剩有琴书期自得，不妨鱼鸟月相亲。渚莲径竹多风日，坛杏宫芹与暮春。”

当时，河东书院是晋南最高学府，从明正德九年（1514）建立到明万历八年（1580）改为“三圣庙”，后再改为“崇圣馆”、“育才馆”，清朝初年再改回“河东书院”，清朝末年又根据讲新学之需要改名为“河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分别改为“省立第二中学校”、“省立运城中学校”。如今的运城中学，自称有五百多年的办学历史，就是由河东书院延续而来的。1937年抗战爆发，10月奉令停办。沦陷后被日军占据，后焚毁于战火，现仅存“藏书楼”。

“藏书楼”，已年久失修。据上次我和政协主席刘宝善去考察时，一层台基及屋顶已经坍塌，砖雕构件已经残损脱落严重，整体破败不堪，越来越像一座苍老的废墟，任由岁月的风雨剥蚀着。

终于有一天——2013年11月，盐湖区委、区政府和区文物局发现了这颗失去光泽的明珠需要抢救，筹集资金70余万元，重修藏书楼，现在半年时间过去了。修复中，屋顶揭瓦翻新，补修坍塌部分；择砌四周墙体，加固前檐斗拱；补配二层四面灰陶砖雕；东侧“蟾宫折桂”，南侧“鱼跃龙门”，西侧“程门立雪”，北侧“圮桥纳履”；铺墁楼内外地面……全部工程已经竣工，面貌已焕然一新，成了人们缅怀历史的很好场所。

河东书院藏书楼就像一位饱经霜雪的历史老人一样，蹲在运城的西北角，见证着河东的人文嬗变，见证着运城的红色革命史，同时也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河东书院——二中——运中在运城革命史中的重要作用。

于是，我站在“藏书楼”前，想起了运城地区早期建党活动家王鸿均在这里的活动情况……

那是1925年冬，王鸿均利用春节假期从太原回到家乡，在运城省立二中，介绍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祁金兰、王月春、冯彦俊、乔子甲四人入党，这是河东地区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次年春，他又在二中建立了运城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运城支部。

又想起了我和盐湖区委党史办主任张振华去临猗张嵩村访问乔子甲的情况：那时，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说话也比较吃力。但一提起当年闹革命的事，劲头就来了。他说，1926年王鸿均带他在猗氏县西张岳村和安邑县东张岳村、北相镇一带，利用晚上秘密发展党员6名，并建立了运城地区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安邑县北相支部。

还想起了河东书院大门口的一副楹联，上联是：滴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先，都不算好汉；下联是：悲人类的灾，悯人类的难，人类的疾苦共相关，爱人爱物爱世界，才是好青年。校歌则是：“皇皇运中，历史悠长，四方学子负笈来，人文尉起为栋梁。明理知耻，发奋图强，大家要忠勇，莫彷徨。负起时代使命，挽救民族危亡！”难怪从二中出来的学生都有一股“不怕死，不爱钱”“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的劲头。

数百年来，河东书院确实培养出一批人才。网载，明兵部侍郎刘敏宽、左都御史曹于汴、著名书画家王铎、清两江总督赵德辙，辛亥革命时期的景定成都出于此校。1926年，二中又有四个学生正式入党，成为河东地区的第一批中共党员；遂之，运城地区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运城支部又在二中诞生。之后，二中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走出校门，在社会上掀起了两起轰动晋南的斗争：一是二中党员王月春联络从太原返乡度暑假的同学，在猗氏县开展了反对劣绅刘廷训、资本家王万年侵吞“五卅后援会”捐赠的援沪款800元的斗争；二是安邑旅运学生在二中党员冯天祥和王鸿钧领导下，发动了驱逐安邑县长郑裕孚的斗争，吓得郑裕孚交出现洋四千元和部分金银财物，并悄悄化装逃出城外。特别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运中救亡活动再掀高潮，他们动员战士英勇杀敌，教育人民参军参战，在运城方圆几百里播下了抗日的火种。同时，也为我党培养了许多高级干部，如冯彦俊，曾任河东特委书记，山西特委书记；王月春，曾任河东特支干事会宣传委员、猗氏县党的最早负责人；祁金兰，曾任河东特支干事会书记、夏县最早的县委书记；王炯，曾任太岳区秘书长；王迪康，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秘书长；任景龙，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罗毅，曾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等。难怪河东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谚：“要革命入二中，要敢干入师范！”

河东书院藏书楼，是最美丽的，它不但为我党培育了一批高级干部，而且见证和实践了运城革命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