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当看到年轻人入伍当兵，临走出家门之前就穿上崭新、合体的草绿色军装，我真打心眼里为之羡慕和高兴。见此情景，总不免要勾起自己对当初入伍时穿的那第一身黄军装的美好回忆。

记得，当初我刚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带着春节的欢乐气氛，按规定时间上县集中。并按照县兵役局的“命令”，在1956年农历正月初二的傍晚，告别了专程从西安赶回来送我参军的母亲、哥哥、嫂嫂和还在襁褓中的侄女；告别和我相依为命的年迈的祖母和上学的弟弟；告别自家老屋柴门外的那棵大槐树；告别生我养我的那方风情淳朴的热土，和同村青年王坤茂，乘着由村公所派的一辆胶轮大马车，连夜赶往百里之外的万荣县去报到。去时，我们不仅身穿自家做的粗布（家织布）衣服，而且还是自带被褥上的路。

那是当兵，无须请客送礼“走后门”。因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的思想影响，虽全国已解放，但在饱受旧社会兵荒马乱祸害的晋南人的思想        认识上，要很快改变对当兵的世俗看法，极不容易。谁若“志愿”去当兵，必遭人“另眼”看待。可想而知，这在当时，要想参军，仍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当时，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思想觉悟较高，所以响应祖国号召，冲破世俗阻力，选择了当兵这条人生路，并写下了“决心书”，交给了团组织。

夜寒无春意。挂在车辕上的马灯晃荡着，我们和赶车人围着被子坐在敞篷车里。为保持热量，不至于冻伤，谁也不说话，信马由缰，经过一夜旅途的颠簸，在初三早晨才赶到位于“孤山”脚下的县城。新兵集中点，设在县城东门外的一所中学里。报到顺利，不用我们自己忙乎，就一切都安排的停停当当了。

“天有不测风云。”眼看要发军装了，就在报到后的第四天的晚饭后，忽然来了四、五个人，在接兵人员的陪同下，来找寻我。一见面无二话，直截了当地说：“小王，你右腿有点跛，不符合当兵条件，还是留在县政府当通讯员吧。”这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把我快打懵了。我当即灵机一动，不加任何思考地说：“我退没毛病，若不信，走给你们看！”说着，立即在学生宿舍不到一米宽的土炕下的地上，来回走了四、五趟，直到一直要带我当兵走的接兵员说：“小王的腿的确没有什么毛病，就不要再为难他了。”这才“化险为夷”，如愿以偿。

穿上黄军装的我被编入新兵营三连一排三班。班长刘云龙是位贵州籍（苗族）老兵，抗美援朝下来的，他不但长得帅、精干，而且为人和蔼可亲，我和他是在体检站认识的，能编入他的班，我当然高兴 。编队一结束，开始发军装，我因个头小，在班里是最后一名领得。那时，因国力薄弱，我们领到的棉军服、棉军帽都是穿过的旧衣服，有的上边还打着补丁；虽经水洗过了，但有的上边仍残留着污迹。不过，所发的其他棉被、军用水壶、背包带、圆口千层底带毛边布鞋、棉黑布鞋、胶鞋，大白布做的面袋式袜子、白布床单、直筒式大白裤衩和白色洗脸毛巾等全是新的。按号令，脱掉我的粗布农家衣，穿上肥大、襟袖长的旧军装，戴上大“耳朵”有绑带的布棉帽，我和我的新战友们终于开心的笑了，谁也没有因为穿的是旧军装、不合身而耍性子或骂娘......

从穿上军装那刻起，我便由一名农村青年，转眼之间变成了“吃皇粮”的“公家人”，由此拉开了我军旅生涯的序幕。

告别故土前，按照县兵役局的统一要求，我们把自己从家带的行李和穿的衣服，打成行李卷，写上自己的乡、村和姓名，交给县接待站，由他们负责分别转交给我们每个新兵的家中。

“同乡”编一班，路上好照应。好在，我们组家乡同年当兵的一共六名，其中，属我年龄最小。但我们大部分是小时的同班同学，关系也相处的不错，一同“远走高飞”，都还不感到孤独。

听说出发时要坐汽车，这对我们这些“土包子”来讲，无不感到新鲜和喜悦，因这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在穿上军装的第二天，我们以排为单位，在县政府组织欢送的欢歌笑语和鞭炮声中，分乘数辆大卡车，一前一后地向侯马火车站进发。我们那个狂热劲，就别提了。但随着汽车后边扬起的浓浓黄土，我们留恋家乡的心情，渐渐地流露出来；车刚开时，还放声高唱“雄赳赳，气昂昂”的嘹亮歌声，也伴着车后的承尘埃消失了。此时此刻，我才亲身感受到了离别故乡和亲人的痛苦！

军列向神秘的方向驰去。当夜色降临在侯马火车站的时候，我们一个个思绪惆怅，步履沉重，寡言少语，竟不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登上“闷罐车”的。火车启动了，站在车门缝处，向外观看着一闪而过的万家灯火，好奇的心，再次将我们沉寂的心火点燃，车厢内又欢腾了起来。这或许就是农村年轻人无忧无虑的独有的性格吧。未上火车之前，我们一再问班长，队伍要开到什么地方去？他只是笑，就是不作正面回答，问得“厌烦”了，顶多说句：“军事机密，少打听。”我们只好不再作声了。夜深了，军列在山西南同蒲路段，像蜗牛似的喘着“吭哧、吭哧......”的粗气爬行着。原因是，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境内的铁路，一律铺的是窄轨。解放后，因国家尚无财力对山西的铁路进行改造，加上路况差，又是绕山转的上坡道，出于安全起见，火车行的非常慢。并且，火车越往北上，气候越寒冷。只因我们乘坐的是闷罐车，两边的车门居中，车厢内的两边分上下两层睡人。因为没有配发褥子，车内木板上铺的是麦草，晚上睡觉，我们的被子，既当被盖又当褥子铺。军用被子薄，我们和衣而睡，还被冻得瑟瑟发抖。冷的实在睡不着了，就围到车中间的铁火炉旁取取暖。好在行车中不受约束，想睡就睡，愿烤火就烤火，倒也清闲自在。沿途吃饭，是由各兵站负责供给的。在关内停站吃饭，供应的是炒菜和馒头。火车停站，时间有限，一到吃饭地点，我们就蜂拥似的上去抢馒头，吃不完，就带到车上饿了吃。因为都是新兵“娃子”，还未受过正规训练，不管维持秩序的人员怎么喊，不让抢吃，都不听那一套。气的班、排长狠狠地批评我们说：“你们就像没有开化的‘野人’！怎么就不准守纪律呢？”这样，身高体壮的抢得多，吃不了；身小力薄的往往抢不到吃的，时常遭挨饿，班、排长不得已，就强行让抢馍多的，“主动”拿出几个让给小“战友”吃。我被“同窗”护着，还不曾吃这亏。到了关外，吃的是大米饭，抢拿现象就未再发生。但为抢时间，在勺子、铲子不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就用配发给自己的军用搪瓷碗挖饭吃。因为人多，再加上东北天寒地冻，连喝的水都困难，更谈不上有什么洗碗用的水了。好在我们这些不怕脏、吃惯苦的青年，是从缺水的晋南黄土高原来的，也就不大讲究，仅用本来从上车就没洗过的手，把晚上的浮土抹一抹，或用嘴吹一吹，就去盛饭吃。目的是，在捉摸不定的停车时间内，尽快填饱肚子就行了。因为下一顿饭何时吃，往往不知道。一路行车拉屎撒尿，白天拉撒在车内设的“马桶”里，然后自己提着倒出车外；若是晚上，嫌麻烦，就直接站或蹲在车门缝处“解手”。当列车驶出山海关，站在车门口极目远眺，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草甸子，满目凄楚，很少看见村落。再瞧铁路两边，每隔三、五公里路，就是一个“乌龟壳”（碉堡），据说，这是日本鬼子修的，亦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铁的罪证！然而，军列到底还要跑多久？我们将栖身何处？心头一片茫然。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四天五夜摇晃、煎熬，在登上火车后的第五天黎明前，疲惫不堪的我们，终于在一个不知地名的地方下了火车，背着事先已打好的背包，列队踏着昏暗的路灯光，爬坡穿街，来到一座临街的白色大洋楼门前站定了。等着以班为单位，陆续进入楼房内——这儿，就是我们新兵接受军事训练的宿营地。

异乡再好，也不如故乡好。到达目的地的当天，连里才告诉我们，部队驻扎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海滨城市——旅大市（在当时，大连和旅顺口是一个市，合称“旅大”），我们所住的这座楼是“团结街十二号”。据听说，这座白楼是沙俄人建造的，外形、内饰均具有欧式风格。楼高两层，白墙白顶木地板。我们三排住在二层东边的一个大厅里，两边的穿堂门居中，大厅的西北角有一座立式通屋顶的大壁炉，是用于取暖的。我们睡的床是通铺，分南北两排，用木板临时搭钉的，上边铺着一块块用稻草编织的足有两寸多厚的垫子。住宿条件还算不错。但是，这儿离我们家乡数千里之遥，“举目无亲”，倍加思念亲人的愁苦，再次涌上我的心头。只有在这时，才知道还是“穷家”好！

摈弃陋习，树立革命军人的新形象。在三月一日，新兵连给我们授予了嵌有“八一”标志的五角帽徽和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长方形胸章，被正式列入了部队编制。从此，穿上军装，步入军营，就不能再相当老百姓那样自由散漫，想干啥就干啥，一切都必须按《条例》办。外出请假，归营销假，见了首长敬礼，见了同级问好，离队入队喊“报告”；每天起床，被子务必折叠成有棱有角的四方块；站须有站相，坐须有坐姿，腰须挺直，两目须平视，两手要放在膝盖上。吃饭不许说话，三十分钟必须吃完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和要求。纪律似铁，必须执行。随开始，我很不习惯，但只得“硬着头皮”去撑着做。若不然，就要挨批评，被搞“单个”训练，或在班务会上作自我检讨......

初涉军营，由于我们的语言、风俗和当地不同，也曾发生了一些误解和意外，当时，确实使我们在精神上紧张、恐慌、惊吓了一阵子。可是，它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充满的热情。特别是穿上这第一身黄军装，使我看到了蔚蓝大海的浩瀚、博大、坦荡的胸怀；穿上这第一身黄军装，也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它不但给予了我知识和智慧，也给予了我无穷的胆识、勇气和力量。所以，握好枪杆子，捍卫国防，为人民为祖国站好岗，亦是我立下的坚定不移的誓言！

军装结情谊，首长如兄长。有一天，我头痛得厉害，身体乏力，不能坚持正常的军事训练，“班副”嫌我动作做得不准确，毫不客气地说了我几句，我竟忍不住地哭了。副指导员韩福奎知道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兼宿舍，问：“小王，都是军人了，咋哭鼻子呢？”我回答：“不知咋了，头疼得很。”他听了，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奥，好烫。”便将新兵连卫生员叫来给我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