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学图书馆馆长马亮宽研究傅斯年二十多年，并出版了几种著作。他在去年出版的《傅斯年评传》，可以视为其傅斯年研究集大成之作。

由于近代以来的积弱，这一时代的知识精英，大抵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傅斯年同样如此。在他身上，有两件事表现最为明显：一是撰写《东北史纲》，以学术救国；二是1946年雅尔塔协议公布以后，他公开撰文，反对苏联侵犯中国的主权。这两件事，在马亮宽的《傅斯年评传》中都有详细的记录。

尽管约翰·基根的《二战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确定为1939年德军侵犯波兰，但亚洲战场却是日军在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东北的大片土地沦落于日军铁蹄。国民党一方面发布《告全国军民书》，一方面诉诸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希望国联主持公道。国联会议听了中国代表施肇基的报告之后，经理事会讨论，授权大会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劝告中日两国避免事态扩大，由两国协商撤兵。

对此，日方开动舆论机器，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为其侵略行径寻求合法依据。应中国政府请求，国联于1932年组织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法、意、德等国派员参加的代表团，到中日两国调查。

对此，时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大教授的傅斯年，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弟自辽东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傅斯年组织了历史学者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准备撰写一套五卷本的东北通史。他从1931年10月下旬动笔，到1932年1月完成了第一卷，约10万字的《东北史纲》，并迅速出版。书中运用了考古学、古人类学、生物学和历史学理论与方法，采用了大量史料，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因时间仓促，在内容上有些疏漏，细节上也有一些错误，出版后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李顿代表团到中国后，傅斯年让李济将《东北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交给调查团作为东北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后来，李顿代表团在给国联的报告书中，明确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报告书公布后，世界舆论开始倾向中国，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国联以报告书为基础，解决中日问题。显然，这里面不无傅斯年的贡献。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领袖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背着中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严重侵犯了作为独立国家中国的主权。从苏联加入同盟国起，美英两国就对斯大林多有纵容。为了让苏联在打败德国后迅速出兵，消灭驻扎在东北的日军，罗斯福和丘吉尔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包括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管南满铁路，租借大连、旅顺港口等内容。1946年2月11日，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同时公布了雅尔塔协定内容。傅斯年联络任鸿隽、储安平等人在《大公报》发表了《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一文，指责苏联趁火打劫的野蛮行径。之后，他又在《大公报》发表长文《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反对苏联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帝国主义行径。

客观而言，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行为，而是“学以致用”的现实需求所致。但是，这正是其爱国情怀的直接体现。他对苏联利用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谴责和反对，更是如此。在我看来，傅斯年这一代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的影响，他们游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几乎所有人都被现实卷入，因此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而沉迷于纯粹的象牙塔。学术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心系国运则是其公共关怀的具体体现。而民国期间的言论自由给了他们发挥的空间，他们通过办报和著文，表达自己的思想，其独立人格得到了最大的彰显。傅斯年外号“傅大炮”，他曾在报纸连续撰文，炮轰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妻兄宋子文。为此，蒋介石请他吃饭，为孔祥熙说情。蒋问他：“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对于最高元首，傅斯年依然不假辞色，其士人风骨可见一斑。只是，这样的传统已经终结太久。